为持续深化校检协同育人机制，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官网联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开设的《数字检察实务》课程于10月8日继续开讲。本次授课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、第六届市级优秀侦查监督员、第二届市级案件管理业务竞赛标兵、全国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人才库成员吴真担任主讲人。他以“刑事检察智能应用”为主题，围绕刑事检察核心职能、司法智能化演进逻辑、中外司法智能模式对比、智能辅助现实风险四个方面开展授课，引导法学生跳出技术表象，立足法理本源，思考人工智能在刑事检察领域的定位与边界。

授课伊始，吴真副主任以互动提问的方式开启教学，围绕同学们的选课初衷、对检察院职能的理解开展课堂交流。针对同学们普遍关心的“AI是否会取代法律从业者”这一热点话题，他引出本次授课的核心议题：刑事检察应当以何种合理路径引入人工智能技术。他明确指出，人工智能不会完全替代司法办案人员，但势必会给传统司法办案模式带来深层次的变革与冲击，想要充分用好智能辅助办案工具，首先要厘清刑事检察自身的职能定位。

随后，吴真副主任系统梳理了我国刑事检察核心权责。他介绍，刑事检察业务以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两项捕诉业务为核心，同时履行宪法所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。审查逮捕侧重于犯罪事实认定与羁押必要性判断；审查起诉主要甄别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公诉，同步开展不起诉处置、提出精准量刑建议等工作。他着重辨析办案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内在关系：捕诉案件线索来源于侦查机关移送，而法律监督线索有赖于检察机关主动挖掘；监督权本质上属于程序启动权、建议权，而非实体决定权。

吴真副主任回溯了司法信息化、数字化再到智能化的发展脉络，厘清了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。他结合检察办案“一张网”建设实践，讲解现阶段刑事检察智能辅助系统可以实现的多项实务功能：在证据层面，系统能够自动梳理案件事实脉络，比对多份笔录、扣押清单等材料中的数额、物证信息，提示证据矛盾点；在办案结论层面，依托历史案件数据库推送类案处理参考，为定罪、诉与不诉、量刑建议提供参照；在事务性工作层面，减轻办案人员案卡填报、文书送达等重复性事务负担，实现办案减负增效。

吴真副主任围绕“同案是否应同判”命题展开深度法理思辨。他指出，现实中并不存在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的案件，但可以通过提炼法律评价要素，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同类案件。我国检察智能辅助系统采用专家决策模式，由业务骨干提炼关键法律要素，如同为案件绘制“DNA序列”，再通过要素比对识别类案并推送相似案件处理结果，以此缩小不同地区、办案人员的办案尺度差异，落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同时，他也点明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：由于检察内网与互联网物理隔离，算力、语料资源受限，司法场景下AI的实际运行效果与互联网通用大模型仍存在差距，模型上线后，还需要持续结合新类型案件开展迭代调优。

此外，吴真副主任还对比了中外司法智能建设的不同价值取向。他介绍，我国刑事检察智能应用以案件为中心，侧重报应刑逻辑，着力统一司法裁判尺度；美国等域外司法智能应用更多以涉案人员风险评估为中心，侧重功利刑逻辑，依托算法开展再犯罪风险评估，为取保候审、量刑、社区矫正等决策提供技术支撑。域外部分人工神经网络算法存在“算法黑箱”问题，无法清晰阐释输出结果的推导过程，还曾出现过“算法偏见”问题。域外发展模式利弊兼具，其经验与教训可为我国数字检察事业发展带来启示。

课堂尾声，吴真副主任客观剖析了刑事检察智能应用潜藏的现实风险。一是责任归属风险，智能系统仅能定位为办案辅助工具，司法办案的最终责任必须由检察官承担，司法决断权不能移交机器；二是司法固化风险，AI基于历史案件数据开展运算，容易形成锚定效应，进而制约司法制度顺应社会发展开展创新；三是算法偏见风险，即便模型未录入身份类标签，仍有可能经由底层数据隐性衍生数据偏见，对此应始终保持高度警惕。最后，吴真副主任勉励在场同学，切勿一味追捧技术炫酷的表层效果，应当夯实刑法、刑事诉讼法理论根基，学会审视技术背后蕴含的法理逻辑，树立审慎理性的数字法治思维。

作为校检合作育人的重要载体，《数字检察实务》课程兼顾实务案例与基础法理，授课师资汇集检察一线业务专家。后续课程将围绕法律监督模型、检察数字化应用等实务专题持续开展教学，持续搭建理论和实务互通的课堂平台，引导青年法学学子辩证看待技术与司法的关系，为数字检察事业储备复合型法治后备力量。

源｜教务处（招生工作办公室）